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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史林漫步】

汉民族由来的各家说法

时间:2018-08-20 09:11:15来源:江苏工人报数字报作者:编辑:admin

我国民族素具独立迈进且风度宽宏之体系,既为中外史家所公认之事实。唯中华民族体系源流与文化之渊源问题曾引起学者多年之争辩,大体言之如下。

外来说

一、巴比伦说或旧西来说。此论在诸说中最为著名,赞成者多,反对者亦多。初法人拉克伯里著《中国古文明西源论》,以为中国之黄帝即巴比伦巴克族之酋长,率其族东徙而至中国云。

此说出后,风靡一时。日人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合著《支那文明史》亦宗其说,列举中国与巴比伦在学术、文字、政治、信仰、传说之相类者七十条以证明之。中国则有蒋智由氏亦祖述其说,其所著《中国人种考》之结论中有云:“设令中国种族,果由巴比伦来,当属迦勒底之阿加逖人种,而非塞米的种。以上古中外隔塞,由农业大定之故。以上古汉人种,先居黄河之南,而后居黄河之北。以战阪泉、涿鹿皆为黄帝与蚩尤之事。”

尚有刘师培著《思祖国篇》《华夏篇》《国土原始论》,丁谦著《中国人种从来考》《〈穆天子传〉地理考证》,章太炎《检论·序种姓》,黄节《种源篇》等,皆附和此说。黄节谓“巴克”即盘古之转音,丁谦亦谓盘古为最初迁来之祖,章太炎谓加尔特亚盖古所谓葛天(见《序种姓》)。

反对者如法人沙畹,从语言学证明各说之误;英人鲍尔亦谓中国与巴比伦文字各自独立;德人夏德氏著《中国太古史》亦不赞成此说。我国则有无名氏著《中国民族西来辩》,力攻其不合理,略谓:“纪元前二千年间,摩西率以色列族出埃及,至加南,中间历诸难险,垂四十年,仅将得达。彼由埃至加,不出红海滨一隅,平衍无阻之地耳,其难如此。摩西之与那昆德,时地相去,皆属至近,情形应无悬殊;而谓那昆德即率其种族,飞渡此一二万里之地,中历无数峻岭沙碛殊俗异族,安然及身至于中国乎?……我国百字,亦别无他义,唯有属定辞者,有属不定辞者。属定辞者,如个十百千、几百几千之类;属不定辞者,其例尤夥,今亦不必远引,同书之中,如曰‘允厘百工’,曰‘百揆时叙’,曰‘百僚师师,百工惟时’,曰‘百志惟熙’,曰‘百兽率舞’,皆举其大数,犹言一切之意,即属于不定辞者,此何有丝毫种族之义存乎其中?”

缪凤林复著同上题名一篇及《中国民族由来论》指斥其误。缪氏谓此说之误有五点:

第一,地理阻碍。

第二,人种不同。巴比伦人属白种人,中国人属黄种人。

第三,年代悬殊。中国人之久远,至少数万年以上;巴比伦则原始住民由外迁入距今仅七八千年。

第四,文物各异。殷墟甲骨、八卦、琴瑟等,皆于巴比伦无征;而巴比伦之楔形文、泥板书、史诗、建筑、美术、星期制等,亦为中国所无。

第五,论证不确。如楔形文即八卦、巴克即百姓,则此拟不伦;萨尔贡即神农、廓特奈亨台即黄帝,则荒谬绝伦。

二、埃及说。此说发生较早,支派亦多。初有德人契且于1654年著书论中国人为埃及人之分支,其证据为文字之相类。继之者有法人余厄,谓中国为埃及之殖民地。得几尼亦言中国文化出自埃及。反对此说者有法人得波,谓埃及人有一种有字母之文字,与中国文字不同。又如法国哲学家伏尔泰,亦谓中国人之面貌、语言、风俗、习惯均与埃及不同。尚有英人威尔金生,根据埃及古墓发现中国瓷瓶,即云可证中国人出自埃及,然经他人证明其瓶系近代之物,故其说亦不能成立。

三、印度说。法人戈比诺谓中国人之始祖盘古系白种印欧族人,原应由印度来,此说之不经自无待言。戈比诺为原种族不平等说之提倡者,事事皆扬白种而抑他种,其言自然如此。

四、中南半岛说。维格耳言中国人出自缅甸,经由八莫,及中国的大理、洞庭湖,西移至中原。此说后自动取消。

五、中亚细亚说。英国鲍尔、美国攀柏里和威廉士因安诺及墨夫两地之古址发现,推论人类应发生于中亚细亚,后因其地干燥,乃分二支东西迁移,一支入巴比伦,一支入中国云。又有美国马寿氏亦言中亚细亚高原应为人类发祥地。

六、新西来说。瑞典之珂罗屈伦据安特生在河南、甘肃等地新石器遗址之发现,因谓“至新石器后期,河南文化所及之处,乃受西方文化之影响颇烈。其借以交通者,当为一自然便利之孔道。故于土产单色粗制之陶器外,更输入精美彩陶之术。仰韶村彩色陶器所以少于甘肃者,实由于此。唯此居于甘肃而授河南民族以精制之术者,则恐非中国民族之羌民,而或为由中亚细亚传入。盖欲使吾人认彼等为真正中国民族,实尚缺少种种之特征也”。然经步达生氏由遗骨证明,甘肃古人民亦为原形中国派,故此说不能成立。

中国本地说

此处所谓“中国本地”,系指当今中国范围内的广大区域。

德人李希霍芬谓中国人源出于中国新疆。其说系根据《北史》记于阗人“貌不甚胡,颇类华夏”,而其西之人或“深目高鼻”,或“青眼赤须”,盖即白种,因谓中国人即由此发祥。日人鸟居龙藏谓甘肃古有一族,尊上帝,敬祖宗,即为汉人之祖,后乃向东迁移,同化原住民族。

清末民初以来,新、旧石器出土极多,更于民国十九年(1930年)发掘出“北京人”头骨化石。兹就近年发现之资料,据其年代之先后列举如下。

一、北京人之发现。民国十年至二十年(1931年),奥人师丹斯基与国人杨钟健、裴文中于北京西南房山县(今房山区)之周口店灰岩层中陆续发现猿人牙齿与头骨化石,定为四十万年前之猿人,并在同一地区发现古生物化石甚多。

二、山顶洞人之发现。北京人出土后不久,又在周口店石灰岩之上层山顶洞中发现真人骨骼化石七具,在其附近亦发现石器、骨器、蚌蛤之装饰品、鹿角棒等。

三、旧石器时代文化之发现。以上周口店发现之北京人及山顶洞人,皆为旧石器时代的遗存。民国十二年,法人德日进及桑志华两神父,于河套地区发现旧石器时代遗物,包括各种刮磨石器、穿孔用尖锐石器、哺乳类动物化石,并有人类门齿化石一颗,虽未发现人类遗骸,但已断定其间必有人类存在,故称其人类为河套人,其文化为河套文化。

四、新石器时代文化之发现。此期遗物出土更多,可分五项述之:

(一)河南仰韶之发现。民国十年(1921年),地质调查所安特生、师丹斯基等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、不召寨及荥阳县(今荥阳市)秦王寨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。址为古人类所住村落,遗物有石斧、石凿、石刀、石环、石镞、骨针、骨锥、骨镞、罐形陶器、尖底器、豆形陶器、彩色陶盆、陶钵等。其中彩色及单色之陶器尤多,故此时期文化又称彩陶文化。从遗物中可知,其时已经营原始锄耕农业,并且兼事渔猎。发表《中华远古之文化》(《地质汇报》内)、《河南石器时代之彩色陶器》等报告。

(二)辽宁沙锅屯之发现。民国十年,安特生于奉天省锦西县(今辽宁省葫芦岛市)沙锅屯发掘得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一。遗物为石斧、石镞、石环、石纽、石珠、骨针、骨锥、骨镞、陶器(单色者,有鬲、碗、盆、罐破片;彩陶亦为破片),及人骨四十二具之不全骨骼。发表报告名为《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》。

(三)甘肃之发现。安特生复于民国十二年(1923年)至十三年(1924年)在甘肃贵德县(今属青海省)等发掘葬地遗址、住地遗址等。遗址分为六个时期,前三者为新石器时代至石铜器过渡时代,后三者为铜器时代。遗物石器甚少,陶鬲在后三期方有之,又有彩陶瓮等。陶器颇多精美,人骨亦有,考其时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。出版《甘肃考古记》。

(四)山西西阴村之发现。民国十五年(1926年),李济、袁复礼于山西西阴村发现精美之彩色陶器、石器、骨器、贝器、人兽骨外,又得一似残茧之物。

(五)山东龙山镇之发现。民国十九年发现的龙山镇城子崖及河南安阳后冈,有新石器时代晚期之石器、陶器甚多。陶器中有黑色而亮者,较之仰韶彩陶为进步,称为黑陶文化。

上述各项重大的发现虽未确定中国民族的发祥地,但可证中华民族之体系是有传衍渊源的。

但是,要确切证明中国此说,尚需解决以下诸问题。

第一,上古渔猎时代,人民无定居一地之可能,盖由于天气与生活不安定,引致民族经常大迁徙。“北京人”之发现,固然证明该地曾有人类居住,但并不表示“北京人”发现之地点亦即其民族发源之处,因为此等民族亦有可能在迁徙流动中死葬于此地。

第二,放射性碳定年法是用来测定古物年代的较新科学方法,但据近年考古实验证明,碳-14元素在某一阶段是不准确的,且往往差之毫厘,失之千里,用这种方法来鉴定古物是否可靠尚存疑问。此种方法也有它的局限性,其最大测算年限不出六万年。

第三,近人郑德坤著有《中国民族的起源与构造》一文,指出中国地大民杂,上下几十万年,始终没有闭关自守,禁止外族内移,自史前有人类居住开始,不断有异族掺杂其间,民族相处,未尝不以混化共和为主流。长期的演进,使无数的种族联合融化,由原始野蛮阶段逐步前进到教化昌明、礼义繁隆的境界,故中国民族的统一,有着地理的因素、历史的背景和文化的基础。

换言之,中华民族在世界上,不仅质量方面组成极复杂,且经时间性的融和与扩展。若仅以华夏民族之称谓,绝不能概括中华民族之全貌。梁启超先生则以为中国境内及边区之民族大可别为中华、蒙古、突厥、东胡(通古斯族)、氐羌、蛮越六族。其又以春秋中叶为立论点,剖析当时民族分布形势,约别为八类。

一、诸夏类。以河南、山东两省为根据地,并包括河北、山西、陕西、湖北一部分地区。

二、荆吴类。以湖北及江苏、安徽之一部分为根据地。

三、东夷类。其别为嵎夷、莱夷、岛夷、淮夷、徐戎等。山东濒海半岛及安徽、江苏之淮河流域,皆其势力范围。

四、苗蛮类。苗、黎、蛮、卢、濮等皆属之。湖南、江西、广西、贵州、云南等省为其出没地区。

五、百越类。如东越、瓯越、南越等。浙江、福建、广东等为其势力范围。

六、氐羌类。如巴、庸、蜀、骊戎、阴戎等。四川、甘肃及陕西之一部为其势力范围。

七、群狄类。匈奴之前身,其异名有鬼方、獯鬻、猃狁、狄昆等,其种别有赤狄、白狄、长狄等。山西、河北之大部分地区为其居住之所,而延及河南、山东一带。

八、群貊类。东胡族之前身,其异名有山戎、北戎等,辽宁及河北为其势力范围。

梁氏以为,其中二、三、五类之全部,及四、六、八类之大部分,已完全融纳于中华民族。

而近世人类学专家李济博士认为,现代中国人之组成,至少有十个可以区别之元素,即黄帝子孙、匈奴群、羌群、鲜卑群、契丹群、女真群、蒙古群、西藏缅甸语群、掸语群和孟高棉语群。尚有其他如戎、突厥和尼格利陀(矮黑人)。

除尼格利陀对于组成现代中国人的成分有疑问之外,他又将现代中国人组成之基本元素依其重要性分出次序,主要元素(按人种志或语言学为分类)包括黄帝子孙、通古斯、西藏缅甸语群、孟高棉语群和掸语群,次要元素包括匈奴群、蒙古群和“矮民”。

胡耐安先生则认为组合中之中华民族应该属于中华民族的“中国人”。

综观上述学者的意见,大致可以肯定如下三点:

第一,中华民族的构成甚为复杂。

第二,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虽多,唯已趋于融洽之趋势。

第三,中华民族成分的组成,乃以华夏民族为骨干,亦即以汉族为主,然华夏民族由于历代吸收异族成分既多,故今日之华夏民族,已非昔日华夏民族的面目。

邝士元 (《国史论衡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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